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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安全进入非常挑战期

解放日报　　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就此，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慧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非常重要，而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事实上，早在2005年6月底，央行就提前推出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通过去年第三季度发布的中国第一份《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和《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全面评估了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状况。

按照她的理解，决策层如此高度重视安全问题的紧急应对，从一个侧面显示，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在当前新的开放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下，正在进入一个“非常挑战期”。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庞中英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赞同刘慧的这一看法，并特别指出应该重视目前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当今世界由于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安全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许多非军事因素，其中经济安全逐渐成为整个国家安全的基础。”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更明确提出，“经济活动确实可以是最重要的实力之源。在一个主要国家之间不可能处于军事对抗的新世界中，经济力量将是决定国家是处于支配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因素”，甚至宣称，“冷战并没有结束，而是以大国的经济战取代美苏争霸。”

这一点，实际上在此轮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尤其是200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贸易摩擦、能源紧张、资源短缺、中国大企业“走出去”受阻、资本市场长期低靡、金融行业内外冲击加大，以及巨大的就业压力等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问题的主要不稳定因素，甚至上至决策层、下至普通民众，都已深刻地感受到了经济安全问题带来的冲击。

采访中，刘慧把这一时期理解为高速发展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和面对的激荡时期，解决和处理的理性态度就是“主动积极、直面应对”。

对经济安全要有清醒认识

“近年来，国人高度强调经济安全，好像这是一个新问题。其实，经济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庞中英分析说，“从国家对国内生产者的保护，到国家政权与其经济生活紧密相联；从追求比别的国家更高一些的增长速度，到各国间的经济、科技、军事竞争；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责任，到由此而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无不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一切经济政策或在其控制、管辖下的经济活动，都要服务和服从于最高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目标。民族国家的职责不仅是维护本国的军事安全，更重要的是保证本国的经济繁荣和维持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这位曾担任过外交官的学者告诉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国家而言，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处于不受根本威胁的状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免于金融危机、失业、生态灾难、通货膨胀、大规模的贫困、商品不安全、外来人口冲击等而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二是指国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外资源和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免于供给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以及一国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

在他看来，“为了达到这种状态，国家既要保护、调节和控制国内市场，又要维护全球化了的民族利益，参与国际经济谈判，实现国际经济合作。前者是在国内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后者是在国际上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保证全球经济的自由和有序。”

当前，虽然世界各国面对的经济安全问题不尽相同，但在庞中英看来核心内容是相同的，这其中有三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如何确保市场和资源供给的安全。这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近30年来，市场、能源和原料的供给一直是许多国际纠纷、民族冲突甚至战争的起因。

其次是如何保持一国经济上的相对优势。这种经济安全观甚至在今日美国决策层被奉为“圭臬”。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把经济安全当作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而且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公司，多次强调“美国的竞争力问题”。

最后是如何处理好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全球化的逻辑是无边界化，它必然向国家主权和其控制力提出无情的挑战，对于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西方跨国公司占领和冲击其市场是必然的。因此，庞中英认为，“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处理好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自身防范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

按照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战略判断，本世纪头20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这个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

如此以来，事关国际经济安全的这三大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着中国发展能否抓住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这个战略机遇期。刘慧认为，面对这样的巨大压力，当务之急是清醒认识和研究当前的经济安全问题。

面临诸多经济安全隐忧

在刘慧看来，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目前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关系复杂，任务繁重。”她从四个方面给予了解释。

首先，中国开放的幅度越来越大，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对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其次，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当前亟待处理的复杂课题；再者，目前国际人员往来是唐朝以来最为频繁的时期，增进交流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目的下各种经济活动的风险和复杂性；此外，当前政府决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仍然过于直接，如果决策失误，就可能将风险引向全社会。

采访中，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陈德照则更为具体地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了当下中国亟待关注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其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掩盖下的经济质量问题是我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陈德照认为，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超过日本甚至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与此同时，中国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内涵和经济质量方面的差距缩小却没有那么乐观，这种差距在一定时期甚至不排除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而且，他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在具备这样四个条件时会突出起来，即“目标是扩大经济规模而不是提升经济内涵与经济结构；体制改革没有到位，人们更多关注当前利益而非长远利益；科技创新慢于发达国家以及人的素质提高慢于发达国家等。”

其二，某些部门的核心技术长期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这种情况带来的挑战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安全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他举例说，我国进口第一架波音747时，需要出口1500多台机床换来的外汇。现在这种情况没有根本变化，一部79美元的MP3，中国要付45美元的专利费，而且中国生产企业只赚1.5美元。

其三，外贸依存度过高，降低了中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加了经济脆弱的一面。陈德照指出，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可以集中体现：首先，中国外贸顺差过分集中于美国等少数国家，加上2006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对美贸易顺差过大，可能导致美国进一步限制从中国的进口，并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一步施压。此外，中国从美国等国家获得的外汇，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陈德照不无忧虑地说：“一旦持有者对美元投资信心下降，大量抛售股票和债券等美元资产，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其四，跨国公司大面积并购对中国经济安全造成的风险。陈德照说，近年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采取并购方式进入中国；二是出现明显的独资化倾向。前者加强了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可能性，后者使中国企业通过合作、合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的可能性减少，使中国经济受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和策略影响增大，影响中国经济布局、结构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要加快制定《反垄断法》，尽快建立既符合全球化思路，同时又不至伤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估体系和标准。

其五，能源和资源短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陈德照举例说，2005年国际油价上涨并不是国际石油资源短缺或开采成本提高造成的，“目前世界石油生产的边际成本为每桶10～15美元，中东更低。高出成本数倍的油价利润主要流入了控制石油资源的西方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手中。”

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全球8000多家对冲基金拥有9000多亿美元的资本。主要由其构成的国际炒家买进卖出了世界石油市场70%的交易量，而且油价上涨中只有10%左右的利润进入生产国，90%的利润流入了交易商、尤其是美国交易商的腰包。因此，陈德照直言，“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价格风险，而不是供应中断。”

以开放、主动的姿态应对挑战

“必须以开放的心态、主动的姿态积极处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采访中，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敏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战略性概念，是一国稳定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对它的处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具备长远的考量。”

他认为，现在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提高和改善经济安全。首先，要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现在，转轨期间相对扭曲的市场制度，是我国经济安全风险加大的主要因素。”他认为，2004年年初的“中航油事件”、银行高管腐败案件和2005年年底发生的“铜交易员事件”就是明证。

其次，加强和提高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中央将之作为未来发展的基本国策后，张敏谦认为中国应该有成为创新型国家的信心和能力：第一，虽然我国现在处在人均GDP1500美元的水平，但我们的科技竞争能力已经相当于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的水平；第二，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3200万人，研发人员105万人，世界排位第一和第二。只要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走对路子，一定能成功。

再次，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着力培养和提高人力资本。张敏谦认为这是为我们近些年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足而补课，“政府原来承诺到2000年教育投入要占GDP的4%，结果到现在也没有达到这一目标。而4%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教育投入增长速度是极不相称的。

最后，应该解决好正在扩大的贫富差距。对此，张敏谦抱有信心，“只要中央将‘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的精神坚决贯彻到各项政策中，10年时间局面就有可能大为改观。”

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一直关注于国际关系和中国发展问题之间的运行逻辑。在他看来，我国现阶段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根本上讲也就是如何实现稳定有序的快速发展问题，“发展是关键，弱国无安全”。

张宇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理想的安全状态应该是：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渗透力，强大的军事威慑力，稳定而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再加上对外部世界的高度开放。

具体到中国，可表述为：在国内政策方面不犯类似“大跃进”式的战略决策错误，彻底杜绝“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动荡，积极鼓励竞争并严防组织僵化或制度僵化(即不失时机地打碎那些损害全民利益的利益集团)；在对外政策上继续推行明智的经贸投资开放战略，积极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将其建立在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之上。

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期，全球注视中国崛起的时刻，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影响经济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张宇燕特别强调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国家心态和国民心态。

“一方面要让世人了解到我们拥有成功地协调亿万民众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准备，另一方面还要向世界展示中国与外部交往传统中浓厚的世界主义倾向，譬如尊崇‘非攻’、‘和为贵’、‘仁者无敌’、‘尊王道贱霸术’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他认为，如果能将这种充满和平精神的“交邻国之道”注入到几个世纪以来风行弱肉强食之“丛林法则”的世界，“对人类而言无疑是件善事、幸事。”具体到每个普通的中国人，则需要每个国人从一点一滴具体做起，“以一颗平常心看待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一种平等的态度看待那些在经济上、规模上尚不如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以一种自信、自尊、谦逊之精神，与当今世界列强和平共处、相交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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